◎天潼

看了一段视频文学讲座，讲课的老师谈及一个现象：一百多年前那个大师辈出的时期，许多后来的名家，当时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他们本可以走一条安稳、安逸、富足的人生路，可是却义无反顾上了文学这条“贼船”。起步之初，他们都曾因为文学而穷困潦倒。有的甚至终其一生，都很窘迫。

大名鼎鼎的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6月8日，距今一百多年了。发起人之一的成仿吾早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读了中学、高等学校预科，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专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可是一等一的好专业。就业前景极好，薪资肯定不菲。而且成仿吾博学多才，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后来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中译本，从德文版本翻译过来的。可想而知，即便不读枪炮专业，专心翻译，以其能力也足以混成“中产”以上。

创造社另一位发起人郁达夫，留学日本最初学医，1919年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在经济学部学习。郁达夫也是语言天才，精通五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

郭沫若是创造社发起人中，后来名气最大的一位。他也曾留学日本，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郭沫若精通几门外语？说法不一，起码能翻译俄语、德语、日语、英语。

遥想上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超过80%。市井之中，初中毕业都能算得上文化人了。名校海归，会多门外语，专业又很热门。成、郁、郭这三位，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都很容易谋得富裕体面的生活。可是他们硬是要自找苦吃，一心投入文学的怀抱。相当长的时期，因此过着拮据的生活。同时还要面对当局的压制，面临很大的人身风险。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迎来了又一次井喷般的繁荣期。我们这代人那时正值青春期，恰好赶上了。因此我们中许多人都曾是文学青年，如今文学早已“退烧”，在各种各样的文学QQ群、微信群里，依然坚守着的文友中，五六十岁者居多。他们中志向高远者，幻想着有朝一日得个大奖，从此实现阶层跨越；志向中等者，希望有机会谋取个“扶持资金”，一年搞几万块钱；相对务实者，每天搜索发稿情况，计算可以得几文稿费贴补家用……

有位文友说，他们县有一位“作家”，80年代末曾在京城某纯文学名刊发表一篇短篇小说。从此自我感觉是个人才，多次向县里毛遂自荐想谋个干部身份。无奈其学历仅是初中，有关领导也很为难，提议他先去文化馆当个编外馆员，提升学历后再做打算。该“作家”感觉受了侮辱，断然拒绝。然而他又不屑于干农活，混到现在成了村里著名的懒溜子。那篇小说之后，也再无作品发表。

低学历、无专业技能，幻想通过文学这块敲门砖改变命运。在追求文学的路上，如今许多“文人”与当年的大师们，“立意”完全不同，他们将文学当作了显学。大师们为了追求文学，放弃了安逸；身边一些“文人”为了谋得安逸，才追求文学。“立意”不同，结局当然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