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民

二十二年前，我曾撰写过一篇《从读书人到文人》的拙文，其中说到“我不由自主地进了文人的圈子”等有关文人的话题。这些话，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错，错是错在当时对“文人”概念的理解上。“文人”决不像经商的便是商人，做工的便是工人那么单纯。我想会做文章的不一定都称之为“文人”。

何谓文人？我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它定义为“指会做诗文的读书人”。我又查了一九七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它有二项义项，一“有文德的人”；二“擅长文章的人”。且又在“文士”

一词的解释上说“能书能文之士”跟“文人”义同。我也曾在《论衡》的“超奇”篇中发现是作这样的解释：“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如果按照词典上的定义，那么古代的官员人人都擅长写文章，因他们大多通过严格的科举选拔。即使是现在的政府官员，大多也是通过高考，入重点大学而后又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机关，平时的工作也离不开写这写那，

他们中哪个不是“能书能文”的精英哟！依此看来，他们是否都可视之为“文人”呢？因此，我对那些解释感到似乎缺了些什么。许是我的孤陋，至今我尚未读到过专门阐述文人之类的文章。现在

我不妨重新对“文人”作些思考，以纠正我二十二年前对“文人”概念的错误理解。

一

文人会吟诗作文是毫无疑问的。可仅此一个条件，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它应当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且有特定指向的文化人。我以为在中国随着那面黄龙旗的陨落，文人这一特殊群体也随之为更宽泛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所替代。它早已成了历史的记忆，而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国的历史上，文人应该是指那些“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馀裕”的那些人。我这一观点，恐怕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可能有人反驳，按这说法，那么韩愈、白居易、王安石和苏轼这些文学家算不得是文人了吗？我说，“非也”。他们那班人，原本不适合去朝廷为官，只是受了儒家“学而优则仕”和“事君能致其身”的影响，年青时便都有了获取功名的强烈愿望。李白三十岁的时候曾向韩荆州毛遂自荐，极尽吹捧为能事，将自己比之“龙蟠凤逸之士”，只图“登龙门，则可声价十倍”以“畴曩心迹”。苏轼也同样有这类言论。他在《上梅直讲书》中也说“不可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

也。”可是当他们一旦获取了功名之后，很快又非常不适应那种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宦海生涯。所以他们“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是常态。而向往那种“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生活。就是像“馀事作诗人”的韩愈知道自己“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的时候，仍要让他的同僚“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可见他们这班人，虽则为官，但始终惦念着风花雪月的虚闲世界。往往会萌发名遂身退的意想。他们无疑是文人中的佼佼者，是文人中的少数，当以“文豪”“文宗”“文伯”称之，与一般“文人”有所区分。而对于大多数文人来说，是“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化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因此，我说会写文章的不一定算得是文人。文人当有其他更多的特征在！以我看，明清两代及近代最能代表文人这一群体的人是祝允明、徐渭、李卓吾、张陶庵、金圣叹、袁枚、赵翼、龚自珍、李笠翁、林琴南、李叔同、柳亚子等等一批读书人。可以说，到柳亚子那一代，文人已趋式微。

二

如此说来，那么究竟须具有哪些资格，方可被冠予“文人”的雅号呢？窃以为，除了擅长吟诗作文之外，至少有四点不能缺，博杂的知识，独立的人格，高贵的气节和闲雅的情趣。

知识的渊博，是古代对读书人普遍的要求。所谓“苞含六艺，游览百家”，作为文人更为重要。韩愈在《进学解》中不是说“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吗！琴棋书画、释道医卜，甚至莳花养鱼、煮茶酤酒都是文人们包揽的知识范围。正是这个缘故，文人们往往是杂家。比如徐渭，既精于书画，又还是剧作家，且还善唱“道情”呢。李叔同更是这些杂家中的翘楚。他不仅擅书画篆刻，还对音乐、戏剧、佛学等等均有造诣，而竟开演新剧的先河。

在旁人看来，文人的性格往往多少有些怪异。他们中有的放荡不羁，不拘形迹；有的胶柱鼓瑟，不识事务；有的落落寡合，超然物外；有的天真烂漫，荒诞不经；甚至有的做学问一丝不苟，做其他玩世不恭。总之，文人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脾性。像李卓吾、金圣叹这类有悖于正统的文人，显得尤其突出，甚至被人蔑为“文妖”。像龚自珍被人称之为“飞仙剑客古无俦”，也可见他已经不太像是个“文人”了。文人虽极富个性，但都注重品质修养，不肯随波逐流，坚持正义，因此往往容易得罪权贵，这也注定他们难以从政，只好成为“归去卧云人，谋生计非误”的“退士”。

文人除了怪异的个性之外，他们将名节看得相当重要。所谓保节全贞，是一生中不可动摇的处世态度。一旦失节，在文人眼中似乎已不可原谅。历史上像赵

孟頫这样的大文人，由于入元当了官（当时还没有民族大家庭的这种说法），竟遭至几百年文人们的诟病。又比如明代的侯朝宗（方域）曾一度降清，也曾受到文人们的讽刺和鞭挞。本当像知堂老人（作人）完全可算得是文人，可是由于他的气节上一点失误，还有哪个文人肯与他为伍。倘若后人有编“文人史”，他恐怕也只有列为另章另篇了吧！当然，持民族气节的同时，也自始至终坚持一颗平常心。哪怕地位显贵，也能做到居本行俭，在富能贫。深知“持满之道，挹而损之”的道理，这或许就是指有“文德”的人。也是《诗经》“告之以文人，锡山土田”的意思了。

拥有渊博的知识，为文人提供了消遣休闲的更大空间。可以这么说，文人们取得的不少文化成果是平时玩出来的。文人应该说是最善于休闲，善于玩的一群人。时而濯足清流，吟诗修竹，时而花间酙酒，月下高谈，反正都是在玩。文人本质上都喜欢李白所说的“宅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的生活。但他们又为了达到“从车骑数十人”又不惜放弃本性的追求而混迹于“门阀冠云霄”的官场。文人一方面“嘲笑范蠡碌碌浮生，纵扁舟忘却五湖风月”，另一方面又“羡渊明飘飘遗世，命巾车归来满室琴书”。这就是文人们的矛盾心理。也是他们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心理负担。在我看来，是他们接受了儒家文化中政治功利主义的结果。他们都怀有一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初心。可结果能遂愿的人并不多。从总体上看，文人郁郁寡欢，忿忿不平者居多。

三

尽管文人不易做，可怎么会在突然间逐渐消亡了呢？原因或许很多，但我以为主要有三点。

一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原本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了。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文化开始影响中国，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彻底动摇了原本信奉的儒家思想。文人本身就是在独尊儒术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应该说，文人多数是尊孔的。“百师之师”的孔圣人，在文人眼中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他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都得符合儒家思想观念。随着儒家思想不断地被批判，被颠复，文人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基础，它的消亡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读书人就再也不会完全像过去那样读书写文章是获取功名的手段，而且还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写文章可以拿稿费，书画可以卖铜钿，文学和艺术的功利色彩愈来愈浓，文人们已经不可能把他们的爱好完全看作兴致所至或消闲的手

段了。

二是失去了文人赖于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封建时代，文人基本上毋须用劳动维持生计。那怕穷秀才也不可能真的像农民一样去耕种。所谓耕读人家，也有几分薄田，自己参加些轻松的劳动而已。所以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其结果也只是“草盛豆苗稀”。而他的居室也决不会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粗劣鄙陋。他在《归园田居》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哪里会是陶潜那个时代农家的模样呢？文人当不遇于时的时候，往往会抱着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说的“穷居而处野，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他们要过这种生活，没有最低生活保障金，肯定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他们何来这维系生活的钱？我想不外乎三个渠道，一靠祖上遗传钱财；二靠自己为官时的积蓄和课童；三靠

出租几分土地。他们自己采于山，钓于水只不过兴致所至，偶尔为之。可到了土地彻底改革，人人一律劳动的时候，文人自然不亡自亡了。

三是在现代社会里，获取金钱的多寡，已经逐渐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对知识的认定似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对文史知识和艺术的涵养已经不像原先那样令人神往。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性更强。作为一个读书人，只要你有了一门精湛的专业知识或技能，便可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此后在社会上出现的评奖，获奖之风，更是成为知识阶层追求的最高荣誉。这种现象果然有促进某门文学艺术提高的积极效用，但也不可否认，此种一味迎合评奖者统一的思维模式，无疑对文艺的发展无益，而且更不符合文人们怪异的个性了。价值趋向的改变，毫无疑问又是文人消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四

文人的消亡，跟历史上其他事物的消亡一样，都有一个迂缓的时间过程。以我看来，文人中诗人柳亚子最具文人消亡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柳亚子生于1887年。他出生在江苏吴江北厙镇大胜村的名门望族。祖居“养树堂”即在分湖之滨，南社的诸多社友曾绘有《分湖旧隐图》和题诗。后来他父亲纯斋因住地欠安全，遂搬迁到黎里镇上居住。

柳亚子涉猎广泛，知识渊博。他除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之外，还是位南明史的专家呢！他的诗，用典颇多，往往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平时写字草率，人不易辨认。但一旦进行条幅、扇面等书法创作时，却行款气息，疏落有致，充满了书卷之气，决非一般书家可望其项背的。再说他性格倔强，风流洒脱，颇多自得其乐，离经叛道的脾性。我们只要从他自己命名的众多居室名，也可略知一二。什么“活埋庵”“更生斋”“上天入地之室”等。他与人通信，有时竟数年不复，而有时早晨复了晚上再复。又比如一次写信给曹聚仁和张天方，在信尾加上了注：“你们读不懂的话，隔天见面，我再读给你们听。”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举止，只有文人做得出来。这就难

怪他对脾性奇特的龚自珍推崇备至，说他是“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了。柳亚子虽极富个性，但在保持气节这一点上毫不含糊。抗战时他与其他一班文人逃离北京为的是怕染上汉奸的污名，有损自己的清高。至于他的情趣也很宽泛，其中酒也是他的爱好。他与诗友交往多有“握手重逢酒半酣”的时候。他也知道“断无垒块酒能浇”，但仍认为“沉雄莫负酒千觞”，把酒看成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与李白一样涉酒的诗相当多。他也跟以前的文人同样，喜好登山临水，花前月下。1927年他曾来莫干山龙潭，“幽寻还未已，思探浙江潮”，兴犹未尽，还想继续去海宁观潮呢！

纵观柳亚子一生，他知识渊博，奇特闲适的性格和诗文中所反映出来的恪守节操，坚持正义的品格，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文人。可是他又跟历史上的文人有了很大的区别。他已经不甘心于过旧时文人们那种人情开涤，日月清朗的生活，而投身于所谓革命了。他自亡命日本归国后为转折点。他为《秣陵悲秋图》写的绝句一扫过去那种闲云野鹤，曲水壶觞的情调：“书空咄咄几人谙，中散平生七不堪。痛哭刀头张一妹，可怜我已负虬髯。”

将自己比作侠客了。而且他年岁愈大，其入仕的欲望愈强，就是到了“六十三龄”已是退休的年龄时，把“分湖便是子陵滩”的愿望早已抛至脑后了。并过上了几天以往文人们享受不到的那种“歌声唱彻月儿圆”“良宵盛会喜空前”的好日子。好在他离世时间早了几年，否则在此后的日子，我想是不会太妙。

不管怎么说，柳亚子的文人形象永远定格于这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时也宣告了“文人”永远离我们远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某期《文史知识》中读到过一篇关于文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风光的短文，现在想来，觉得那位作者是很有眼光的。但他并未意识到“文人”早已成了历史的记忆，明日的黄花。

郭沫若曾将柳亚子比作“今屈原”，我却并不苟同。屈原本是楚国的三闾大夫。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把统一天下大业寄托于楚王身上。他的投江完全因为深感自己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绝望的表现。而柳亚子根本没有其相类似可比之处，即使仅就诗词成就和影响更无法可以相提并论了。巧合的是柳亚子的离世之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与屈原投江日相一致。